‘自救’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？由谁伸向谁、从哪帮到哪？我们该救的是艺术还是艺术家？在艺术本不是常态的社会里坚持艺术常态，是一种平衡吗？在他人入不敷出的账户里乞讨我们的被救，意义何从？艺术赋予的丰盛如何用商业语言描绘呢？艺术服务或成品的价格，又该由谁来拍案定价？

我想，堵在‘救与不救’之间的或许并不是经济能力，也不是鉴赏品位，更不是人性善恶。那似乎，是一道精神与物质的隔阂，文化与时代相抵触的必然结果。总结起来叫‘无奈’。谁不欠谁。

我们的艺术它‘生不逢时’，或者说‘时运不济’，没有在对的时机遇上对的火花。唯有炽热过、澎湃过的人能记得那余温，而时代更迭以后，我们都会忘记我们曾经相信过的，或者也会被新的时代浪潮席卷、冲淡。若干年以后，历史是否又会记得我们曾经救过什么？

在病毒袭击、生计窘迫的情况下，我们一手拉一手地起舞过、一曲和一曲地高亢过。在我们各自短暂的人生旅程中，我们或许正经历着艺术沉思的高峰，尽管这时候正是人类发展历上的低潮。艺术上身，我们双眼所见的或许都媲美天堂，即使身躯沦陷，艺术也并不会跟随我们逝去。相信，艺术不会死亡。

于是再问，‘自救’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？我想，它或是一个自我意识的呼唤，以及对身边环境与同难人的关爱。吆喝声下，我们一不斥责他人的漠视、二不置疑友人的退转、三不批判自己的无力。艺术自救、守护艺术，唤的是同在这个时代有幸共享过艺术的知音，邀的是不以艺术工作为职的有心人，一起在关注一件叫‘艺术’的事。

那是一件关于真、善、与美的故事。或许您略有耳闻。

有请对号入座。